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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十四五’規劃編制，就是著眼于變”

讀解指標數據，往往是讀解發展思路的捷徑。五年規劃綱要文本中，開頭部分的“主要指標”列表，則直觀傳遞著整個五年的發展取向。

提交市十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審查的《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下稱《綱要（草案）》），列出了20項“主要指標”，比“十三五”規劃少了5項。

這20項里，又有9項系新增指標。一些從未有過的項目出現在了“主要指標”中，另一些昔日的“常客”則轉為一般性的量化指標，甚至退出歷史舞臺。

在近幾次五年規劃中，“十四五”在指標體系上的改變，算得上是大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副秘書長、市發改委主任馬春雷說，指標體系的變化，對應的是發展階段、發展理念、發展格局之變。

“整個‘十四五’規劃編制，就是著眼于變，”馬春雷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不可能以不變應萬變。上海要考慮的，就是怎么在變中領先、變中升級、變中發展。”

重心之變

先看增減。

“主要指標”中，一些傳統指標被新指標取代。這既體現指標體系“少而精”，亦為了釋放一些轉型信號。

“數字經濟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就是一個新面孔。根據目標，到2025年末，這一數字被期望超過60%。

與之對應的是，“服務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不再列為主要指標；“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同樣不再列為主要指標。

前者的淡化，主要因為服務業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已經很高——“十三五”定下的目標是70%，實際表現還要超過這個數字，從“量”來說相當可觀。“十四五”對此提出的要求是“推動服務經濟提質增能”，這比量的擴張更為迫切。

后者并未消失。在《綱要（草案）》的第五部分，仍提出“到202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達到20%左右”，與“十三五”目標持平。它依然重要，但從“主要指標”中退出，也折射出對產業結構理解和把握的深化。

一方面，“戰新產業”本身的結構不同以往——曾支撐上海30余年的六大支柱產業，如今正待一次全面的迭代更新。《綱要（草案）》中，電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車、高端裝備、新材料和現代消費品等新“六大產業”被逐一點題，并要求“瞄準產業發展前沿，突出集群發展理念”。

一方面，這更是為了凸顯數字化轉型的強烈信號。

城市數字化轉型已被視作上海下一步發展的關鍵策略，并在“十四五”規劃編制過程中，被列為“必須全面推進”的政策導向。數字化轉型，首當其沖正是數字與產業的深度融合——既有數字產業化，更有產業數字化，兩者共同構成的，正是“數字經濟”。

新面孔還有“金融市場交易總額”——到“十四五”期末，預期目標為2800萬億元。作為衡量“五個中心”的能級的關鍵指標，其所替代的是“十三五”時期的“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全國社會融資規模比重”，以及“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占全國的比重”；此外，集裝箱吞吐量數據亦沒有出現在“主要指標”中。

這同樣是一種側重領域之變。并不是說貿易、航運不重要，但某種意義上，金融在“五個中心”中所扮演的角色更為特殊，可謂“核心功能中的核心功能”。

金融市場交易總額，包括其中的國際化程度，直接決定上海作為經濟中心城市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和市場活力，也就關乎這座城市在全球市場的話語權。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曾多次表示，今后上海與別人比，“比的一定不是規模，而必須去比功能”。

而在新發展格局中，要成為“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很大程度上就要從這里破題。

效益之變

經濟增長預期常常列在“主要指標”之首。上海為“十四五”定下的預期目標是：5%。

“十三五”期間，全市生產總值從2.69萬億元增加到3.87萬億元，人均生產總值突破2.3萬美元。如果按照年均5%的比例增長，到“十四五”末，上海的生產總值將達5萬億元，約合7700億美元，有望躋身世界城市經濟規模前五。

但在整個《綱要（草案）》里，最容易受人關注的GDP增速，卻未必是最重要的一個。

事實上，在近幾份五年規劃中，“十四五”是總量和增長率指標較少的一份。“十三五”規劃中出現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率、建設用地總量等指標，此番均未出現。

取而代之的，是首次出現的“單位建設用地生產總值提升20%”。

三年前，上海市委提出以畝產論英雄、以效益論英雄、以能耗論英雄、以環境論英雄等“四個論英雄”的產業發展觀，并強調將提升經濟密度、提升土地利用質量視為重中之重。“經濟密度”亦是市領導對各區及產業部門提的最頻繁的要求之一。

“單位建設用地生產總值提升”指標的出現，無疑用一種具象方式重申了“經濟密度”的意義。對寸土寸金的上海來說，這是比單純的GDP規模總量更值得細究的數字之一——前者固然重要，但后者才能真正詮釋發展效益，進而體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而這種“淡化總量、規模，強調人均、比例指標”的設計取向，或將成為一種趨勢。

馬春雷介紹，上海正在著手制定一套高質量發展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其重要特征之一，正是強調人均、比例。

“有時總量看上去很好看，卻未必能代表真正的發展水平。”他說，人均數字、占比結構，往往更體現增長的厚實度與含金量。

導向之變

另一個細微的變化是，過去用以衡量城市創新實力的“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到“十四五”加了三個字，成為“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

《綱要（草案）》提出，到2025年，該數字要達到30件左右。而據透露，2020年上海這一指標的水平，約在20件上下。

也就是說，五年之后，上海每萬人口擁有的“高價值發明專利”，要比現在增加50%。而在“十三五”期末，每萬人口的“發明專利”擁有量，從“十三五”之初的28.9件增加到了60.2件，較“十三五”規劃定下的40件的目標，恰好也超出了50%。

兩個50%的意義顯然是不一樣的。過去單純講數量，但加上了“高價值”后，更強調“有效數量”。根據《綱要（草案）》的說明，“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指每萬人口居民擁有的“經國家知識產權局授權且在有效期內的戰略性新興領域、在海外有同族專利權、維持年限超過10年、有許可他人實施收益或實現質押融資、或者獲得國家科學技術獎、中國專利獎的”發明專利件數。

增加了這些限定條件之后的指標，實現起來顯然更具挑戰。而這恰恰更能體現一座城市的創新策源功能，亦折射著某種“效果導向”。

“十四五”的20個主要指標中，有12個預期性指標，8個約束性指標，前者引導社會預期，后者則體現政府責任和承諾。幾個與“十三五”銜接的約束性指標，均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要求。還有一些指標名稱的調整更耐人尋味。與“高價值發明專利”一樣，往往幾字之差，導向就發生了變化。

“十三五”的“新增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數”，到“十四五”換成了“在滬跨國公司總部數量”，目標為“累計1000家”，較2020年增加了200余家。這里，比之過程中的局部、動態“增量”，更強調的是最終結果的整體擴容、增能。

“十三五”的“城鎮污水處理率”，如今變成了“地表水達到或好于III類水體比例”，目標為“大于60%”。這同樣是一個由“過程”到“結果”的轉變。與強調單位建設用地生產總值提升率一樣，這些指標從另外的維度，最終指向了發展的效益與實績，并成為更為明確的“指揮棒”。

“它們更容易評估，也更容易讓市民有感受度，這就是強烈的強烈的效果導向。”馬春雷說。

這亦印合高層常說的那句話：不僅要看“做了什么”，人們更關心的，是“做成了什么”。